中国从前有一样东西叫裹脚布,把姑娘们的脚紧紧的裹,裹得肉烂骨头断,裹成一只三寸金莲,好嫁一个好人家。我想和这裹脚布相配的还有一件东西,叫做裹头布,把中国的小孩、青年、大众的头脑壳,紧紧的裹,裹得呆头呆脑,裹成一个三寸金头,好做一个文化奴隶。这裹头布便是加在大众头上的一切文化的压迫。不愿做文化奴隶的人联合起来,争取大众文化之解放!前进的知识分子在推进大众文化上固然能起重要的作用,但是大众文化运动决不能由少数知识分子代办。大众文化是大众的文化,是大众为自己推动的文化,是大众为自己谋幸福除痛苦而推动的文化。大众文化的解放是要大众运用集体的力量来争取的。它决不是小众可以送来的礼物。并且民族解放、大众解放、文化解放是一个分不开的运动。必得要联起来看,联起来想,联起来干,才会看得清楚,想得透彻,干得成功。

一、大众教育

③工部局 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旧中国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

作者:潘大明 陆诒是鲁迅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记者
1936年伊始,56岁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在日记中写道:“病情已经很深重,肩与胸一直在剧痛。”到了5月15日,“病又作,从那以后,一直热度不退”。他一直在接受治疗,居家未出门。
5月18日,沪上细雨霏霏,鲁迅来到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等待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记者,接受他的采访。前来采访的记者叫陆诒,时年25岁,公开身份是《新闻报》记者,实际上他还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机关报——《救亡情报》的编委兼记者。一见面,陆诒就为因等电车而迟到表示歉意。鲁迅微笑着表示不要紧。
采访从鲁迅对1935年“一二·九”以来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感想谈起,然后谈了救国团体最近提出的“联合战线”问题,鲁迅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联合战线”口号的提出,当然必要。接着,他谈到文学问题,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最后,话题集中到汉字改革上来,鲁迅认为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这是每一个进步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
整个采访历时半个多小时。在陆诒看来,采访过程中鲁迅情绪热烈、态度兴奋,绝对不像一个病人。
之后,鲁迅便卧床不起,查不出低烧不退的原因。期间,鲁迅亲自校阅了这篇访问记。在他5月20日的日记中,就有“得徐芬信”的记载。1936年5月30日出版的《救亡情报》发表了署名为“芬君”的《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而前一天,病重的鲁迅使用了强心剂。两天后,史沫特莱请美国D医生来诊断,病已危急。据冯雪峰生前回忆,重病中的鲁迅读过这篇发表的访问记。
从这次采访到10月19日病逝的五个月中,鲁迅病情也有缓和的时间,他坚持写作,有时外出活动。但是从《鲁迅日记》中找不到关于这次接受媒体采访且发表的记载;除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年谱》外,其他多种版本的年谱也都没有记载。在《鲁迅日记》《鲁迅年谱》中,也找不到1936年5月18日之后,鲁迅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记录。
笔者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中偶遇陆诒,陆诒告诉我,他是鲁迅生前最后一个以记者身份采访鲁迅的人。陆诒为着名老报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当时,我并没有就此进行追踪,更多是对这篇访谈的内容给予关注,在我的着作《七君子之死》中,引用了这篇访问记中鲁迅关于“联合战线”的论述。直到近期,由于策划、筹备“七君子”事迹展览的需要,才翻出之前影印的《救亡情报》,对这篇访问记进行了研究。
可以判定是中共地下党人策划了这次采访
鲁迅为什么在病重期间,冒着细雨来到内山书店,接受《救亡情报》派出的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救亡情报》又是一张怎样的报纸?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教育、艺术界283位知名人士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等八项主张。之后,上海相继出现了妇女界、文化界、电影界、大学教授救国会等组织。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推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以及其他一些人士为执行委员,领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救亡情报》是该会的机关报,5月6日出版创刊号,每星期出版一张,发刊词指出:“各社会层分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赓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以及敌人走狗——汉奸斗争。”
在救国运动宣言签名、救国会各类活动中,找不到鲁迅的名字,也没有他公开站出来支持的记载。那么,《救亡情报》问世仅仅十多天后,鲁迅为何接受了它的釆访呢?据陆诒回忆,这次采访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实际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安排的,并交代了采访目的:“主要是征询他对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看法和组织文化界联合战线的意见。”陆诒根据徐雪寒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顺利地进行了采访,当天写完稿子后,交给了编辑刘群。“这篇稿子后来是经过何人送请鲁迅先生审定的,我从未打听过。”陆诒这样说。
谁预约鲁迅作这次采访,又是谁把采访稿送给鲁迅审阅,目前尚无史料可供破解。但是,可以肯定与徐雪寒、冯雪峰等人有关。
救国会成立时,中共地下党人钱亦石、钱俊瑞、徐雪寒等参加了救国会工作,他们相互不暴露身份,不发生组织关系。4月,冯雪峰受中央委托,秘密潜回上海,与救国会的领导人正式取得联系,转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是第一个公开身份代表中共中央与救国会领导人接触的中共党员,而且,这一时期冯雪峰与鲁迅交往密切。
因此,可以判定是中共地下党人策划了这次采访,所以鲁迅才会带病冒雨前去。
鲁迅在这篇访问记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原先陆诒在《救亡情报》上发表文章用的是“静芬”的笔名,可是这一次刘群要求他另起笔名,于是他在文稿的末端签下了“芬君”两个字。
这篇访问记发表后,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新东方》杂志进行了转载,《夜莺》杂志作了摘要,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鲁迅病逝后,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访问记》《鲁迅全集补遗》都收录了这篇访问记。新中国成立后,这篇访问记便消失在《鲁迅全集》等相关的着作中,没有全部公开过。
对于这篇访问记,曾经出现过真伪难辨的说法,由于那时难以确认作者,文风又与鲁迅不同,于是,有人认为这篇访问记是伪作。1980年第一卷《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严家炎的《鲁迅对〈救亡情报〉记者谈话考释》,通过对鲁迅关于联合战线的阐述的比对,确认它的可信。但是,他没有查证出作者是谁。紧接着,在该刊第三卷上发表了陆诒的《为〈救亡情报〉写〈鲁迅先生访问记〉的经过》,澄清了事实真相。但是,严文与陆文都没有完整地公开这篇访问记。那么,鲁迅在这篇访问记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本报记者芬君
满怀着仰慕和期望的情绪,去访问我国前进思想家鲁迅先生。
在一个预约好的场所,他坐在那里,已经等了一刻多钟。一见面,我就很不安地声述因等电车而延过时刻的歉意。他那病容的脸上,顿时浮现出宽恕的而又自然的微笑,对我说:“这是不要紧的;不过这几天来,我的确病的很厉害,气管发炎,胃部作痛,也已经有好久居家未出,今天因为和你是预先约定好的,所以不能不勉强出来履约。”听了他这些话,已足以使我内心深深的感动了!
谈话一开始,首先问他对于去年“一二·九”以来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感想。他鼓起浓密的眉毛,低头沉思了一下,便说:“从学生自发的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处掀起澎湃的浪潮这一个现实中,的确可以看出,随着帝国主义者加紧的进攻,汉奸政权加速的出卖民族,出卖国土,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觉醒的奋起,挥舞着万众的拳,来摧毁敌人所给予我们这半殖民地的枷锁了!”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因此他们所自发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的全世界。再从这次各处学生运动所表达的各种事实来看,他们已经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在民族解放战争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敌人,他们也知道深入下层,体验他们所需要体验的生活,农民工人加紧推动这些民族解放战争的主力军。在行动方面,譬如组织的严密,遵守集团的纪律,优越战术的运用,也能够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动手铺设起被汉奸拆掉的铁轨,自动驾驶火车前进,这一切,都证明这次学生运动,比较以前进步得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缺憾和错误,自然还是有的。希望他们在今后血的斗争过程中,艰苦的克服下去。同时,要保障过去的胜利,也只有再进一步的斗争下去;在斗争的过程中,才可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学习一切有效的战术。
其次,我问道全国救国团体最近所提出的“联合战线”这问题。他很郑重的说:“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在战斗过程中,决不能在战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点忽略,因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错误,都是整个战斗失败的源泉啊!”
接着,他谈到文学问题,他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闻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现在我们中国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机,鼓励战斗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国到处可听到大众不平的吼声,社会上任何角落里,可以看到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流的斗争鲜血,这一切都是大好题材。可是前进的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作品的产量还是那么贫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国青年对文学修养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还是在汉字太艰深,一般大众虽亲历许多斗争的体验,但结果还是写不出来。
话题一转到汉字上来,他的态度显得分外的愤慨和兴奋,他以坚决的语调告诉我:“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僻的“□”字,或一个“□”字,到方格子里面去,也得要花一年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目前,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在我国已很有成绩。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他扶病谈话,时间费去半小时以上。谈话时热烈的情绪,兴奋的态度,绝对不像一个病者,他真是个永远在文化前线上搏斗的老当益壮的战士!这次访问所给予我深刻的印象,将永恒的镌铭在我的脑际。
临别时,我还祝颂他早日恢复健康,目送他踏着坚定的步伐,消失在细雨霏霏的街头。
以上文中的□,为本文作者无法辨认的字。公布上述文字,也是为鲁迅研究做一份小小的贡献。

   
先是有人说了几句介绍词,接着就是我的简短的开场白,忽然间,一位同学像爆蚕豆样爆出一个问题来:

     
任何新的学习,都要经过一个与旧知(已有的知识水平)建构的过程。如果缺少旧知,学起来会非常困难,就如一个孩子二年级没有读,直接学三年级的知识一样。这“旧知”就是学情。学生的学情就是老师讲课的基础,也是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基础。当然,建构的过程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等于没有学习。

 

   
“这是很对的了。但是加入这个集体的分子是不是需要年龄的区别,是不是一定要整整齐齐的青年。我看有些小孩倒很前进的,似乎也能加入。”

      “白话文,教人聋;读起来,听不懂。谁听不懂?大众听不懂。”

东北的农人,有的是田地,可是好的田地,日本人便要向他买,每亩值一百块钱的往往只给十元二十元,最多也不过二十元,就这样拿去了。有一个农夫,有些很好的田。日本人向他买,他说:“不能卖,田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卖,一亩一百块钱都不能卖。”日本人听了,不免大怒说:“好,你这农夫,好厉害。”于是绑在马腿上——拖起来,农夫本来身体很好,拖了二十里,放起来,还是一个农夫。日本人看了,好不生气道:“好,你这农夫,好厉害。”于是打、蹴,蹴了一腿,蹴掉一只眼珠,农夫眼珠没有了,但站起来,还是一个农夫。这是东北农人的生活。

    “前进的朋友到哪儿去找呢?他又没有招牌挂在脸上。”

       
我们常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平时有些课堂,各个环节设计精致,课件精美,语言精炼。讲课老师把自己讲感动,把听课老师讲动心,学生却一脸茫然。就是因为老师的话虽精炼孩子们听不懂,课件精美学生没有兴趣,环节设计再精致也没有用,因为教学设计没有基于学生的学情。

不到三天,他们回信说,好是很好,可是里头有一个要改,“大孩教小孩”,难道小孩不会教大孩吗?“大孩自动”,难道小孩不能自动吗?所以“大”字要改在“小”字,“大孩自动教小孩”一句,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真佩服极了。

    2.民众歌咏团之伟大

     
掌握了学情,设计教学的过程中,小学老师要学会示弱,增强学生的自信。最最重要的是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孩子们一旦有了学习的主动性,一切想法皆有可能。

④马相伯(1840-1939) 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清末多次任外交使节,支持戊戍变法。在上海先后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民国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反对袁世凯称帝。“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国会工作,被誉为爱国老人。

    听不懂。

二,学生学情

第一、我们应该认社会做学校。破庙、亭子间、晒台、客厅、一片空地都是现成的学校,中国不须再造几千百万的学校,就有几千百万的学校。

    一面用嘴哼。

     
大众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社会即学校。即知即传。”社会即学校是让人们向社会学习。学得杂、学得广、学的有用。即知即传是让人们学了就教,有新知识就要学。这样学的及时,教完别人又加深了对自己所学知识的理解。这种形式为促进大众教育的快速发展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

新中国的新教育

    送给书呆子。

     
“中国已到生死关头,我们要认识只有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才是救国的教育。中国的国难不是少数人可以挽救,我们必须教育大众共同抵抗,中国才能起死回生。”
大众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它和“小众”是相对的,是把受教育的机会还给所有愿意学习的人民大众,而不是之针对有机会有金钱的统治、压榨人民的某一部分“小众”。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大众受教育的状况。

四种力量联合了,不单可以打退日本,并且可以造成新中国。新中国的新教育就应该根据这一点。否则就有教育也不过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那读书的也不过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中国的新教育,应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促成联合战线,不惟要促成,并且要推动;应认明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培养中国的斗士。

   
“前进的意识钻进大众的生活里去,等你钻出来的时候,你的意识是更前进了。大众的意识也跟着你所接触而一起前进了。”

     
国家、大众、教育,陶老内心估计再无其他。两相对比无论是民国时期的大众教育,还是现在的义务教育,都是在不断前进中获得更多的动力。“现在是教育与国内赛跑。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把他解决掉。但是教育这个东西能帮助解决难也能加重国难,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干的。”政治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教育者再没有“赛跑意识”可就真的赶不上了。当然,我所说的赛跑,不光是指教室布置、桌椅、多媒体等硬件条件,更指教育者的创新精神和引领学生创新的意识。

日本实在是你退一步,他进两步的。所以说他得了东四省就会停止,这是书呆子的话。说得了华北就会停止,这也是书呆子的话。实在日本就取得中国的全部,也还是不会停止的。

    “斗争是前进;妥协是落伍。”

    《陶行知教育集评注本》,正文199~230。内容:《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中国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颅里边装,学问一装,头颅就大,越装越大,再装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颅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我这回到星加坡⑥,听说星加坡的中国人,十人有八人不认得字。如果十人仅有八人不认得字,有二人认得字,那倒容易。认得字的二人,每人教四个人就得了。

八  大众歌曲与大众唱歌团

     
其实驴子不比白龙马少走多少路,只是一个选择了平庸地原地打转,一个选择进入一个前进的集体。
个人的前进是最靠不住的。她他高兴就前进,灰心就落伍,谁也不能为他保险。唯有集体的前进行动才能帮助我们一世到老的前进。”每个人都有惰性,成不成功多数是因为我们身边是什么样的人。进入一个前进的集体,才能保障一个人持续前进的动力。

一、是耳朵――写了文章,要读给耳朵听,看看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听得懂。

“止”是瞄准的意思。新大学的一切课程设施都要对着大众的幸福瞄准。为大众争取幸福所必需的就拿来教人,所不需的就不拿来教人。

       
在一个农家有匹白马和一头驴子在家干农活,有一天唐僧取经经过这户人家,他想挑选其中一个陪同他踏上取经之路。驴子说十万八千里太远了,我肯定完不成,我就不去了。白马选择了去。十年后,唐僧取经归来,白马有功获封赏,它的朋友驴子却还一直围着石磨打转。

我们要知道梅世钧的死,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死,他是我们四万万人的代表,他是为抵抗而死的。我们四万万个人,应该有梅世钧的精神,抵抗的精神。

    好听不好听,

三、团队力量

二、是老妈子――写了文章最好读给家内的老妈子听,问她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使她听得懂。

    只有书呆子。

     
“大众教育对着麻痹大众的歪曲理论,是要迎头驳斥。始而装痴装聋,继而变成哑巴,终之而拜倒在当前的势力下,这是帮凶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教育是有时代性的,所有的教育都要根据时代的不同社会的要求不同进行调整,这样才能说教育是面向大众的。当时的中国,就需要利剑一样的教育出鞘救国,所以只有排山倒海之势掀起轰轰烈烈的运动,才能快速促进大众教育的发展。

不说小孩说老人。上海九七老人马相伯④,每天写信做文章,勉励爱国青年,鼓吹救国。有人说他给我包围了,荙是我给他包围了。因为他做了文章就打电话叫我去看,看了自然觉得非常好,好就要给他拿到报上发表。实在他是包围我,不是我包围他。

    一面动笔写,

       
如何掌握学生的学情?“跟学生学。你要教你的学生教你怎样去教他。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他要吃白米饭,你倒老是弄些面条给他吃,事情是会两不讨好。”

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日人侵我不全吞中国不止。所以,有笔杆的人,就要用笔杆抵抗;有钱的人,要用钱来抵抗;有主义的人,要用他的主义来抵抗。无论是经济,是文化,是武力,都可抵抗,都应该抵抗。

    不算是好汉。

抗日固然要前进的青年,可是有些青年,自己看了几本书,或者几本《大众生活》,就自命为前进,骂人家不前进、落伍,连落伍也变成敌人。这样的前进青年绝不是前进青年。前进青年是要领导落伍者一齐前进的;如果将落伍者变为敌人,那就打不胜打了。

    1.它是单一的 
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一切教育设施都要以这个神圣的使命做中心。教育部新近宣布国难时期教育宗旨,说: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还有人甚而至于说:我们先要救教育之生命,才能救民族之生命。前一说是把生命的源头弄颠倒了。后一说是把一个生命分成两个:一是教育的生命,二是民族的生命。我要郑重的说:教育没有独立的生命,它是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唯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算是我们的教育。国难教育是要教人救民族之命,则教育之命自然而然的得救了。

学生无法,又不愿使政府蒙屠杀学生的罪名,就折回上海。

    “钻进大众的生活里去。”

再说上海学生运动。上海的学生由复旦学生率领赴京请愿抗日,南京方面说,有话可以写信来,不必派代表。学生,南京是中国的地方,我们是中国人,为何不能去呢?南京方面无法,致电各校校长,竭力制止,但没有效果,又叫保安队防守北站。学生到北站,见了保安队,大呼口号,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保安队手里的竹棍,也终于无用。学生在北站停了好久,车站中的人忽叫他们上车,说要送他们到南京去。学生有的欢喜,有的怀疑。可是,终于一齐上了火车,向前进发。火车进行中,两个学机械的学生,看着司机人开车,暗暗记好,车到半途,忽然停止,司机人下车后,一去不来。这时车站有人在旁讪笑说:“看你们学生,再厉害到哪里?”可是不久,火车动了,学机械的两个个学生自己开车前进。当局无法,叫人拆去路轨,使火车不能前进。可是,另一部分学生,用铁钳把后面的铁轨拆来接在前面,继续将火车开动。当局迫得没有办法,即刻派了三千大兵到无锡去抵抗。他们不是抵抗外寇的侵略,是抵抗爱国的学生。

    (十二)告文学天才 
有文学天才的朋友再不要为文学而写文学,也应该加入大众的队伍里来为大众写歌词。

我们的目的既定,技术如何?我们技术方面,有四个办法:

    8.新文化创造的解放

 

   
(二)课本编成后即着手运用各级学校:民众学校、识字学校、夜学校、补习学校、讲习会培养新文字教师,凡学会新文字的人都有教人的义务。

⑤虎烈拉 即霍乱。

   
甲、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乙、教育知识分子将民族危机之知识向大众传播。

 

    什么是前进?

中国的敌人和日本的大陆政策

    (三)大众开口 
大众到会场上来不是听,乃是学;不是学,乃是学唱。我们只有唱众,没有听众;起首虽是听众,当场变做唱众。这样才能更充分的发挥大众的力量。一群哑巴的大众有甚么精神呢?

现在来说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是去年十二月九号开始的。这种运动可是说是十二月运动。十二月运动和以前的五四运动不同,十二月运动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都要牺牲的。当时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翱翔,中国军队在长官命令下排着刺刀,十二月运动的学生就从飞机和刺刀的威吓中冲过。十二月十六日那天,城内的学生和城外的学生约好到一个地方会合,中国长官知道了,马上派了军警将城门把住,城内的学生走不出城,于是冲锋,女学生做了冲锋队,四个一排,手拉着手冲出去。

   
甲、成立学生救国会及学生救国联合会以实施学生之国难教育。乙、成立教师救国会及教师救国联合会,以实施教授教师之国难教育。丙、成立各界大众救国会及各界大众救国联合会,以实施大众之国难教育。

现在来说学生的生活。九一八之后,东北学生,日语就是国语,国语自然是外国语了。天津图书馆,凡是谈到抵抗日本的书都被丢进水沟里去。如果有人在讲台上谈到抗日的问题,便有汉奸去报告,过了几天,这在讲台上谈到抗日的就会失踪,永远不见了。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可是,有人看到日本军营,往往用汽车装载麻袋,麻袋装得满满的,究竟装的什么东西?谁也不能知道。汽车将麻袋运到海边,运进轮船里头,轮船载了麻袋向海洋去,不久,轮船回来了,麻袋也就不见了。失踪的人,至今不知多少。

为什么要大众教育?中国是遇着空前的国难。这严重的国难,小众已经解决不了,大众必得起来担负救国的责任而中国才可以救。我们的“友邦”要取得辽宁的铁,山西的煤,吉林的森林,华北的棉田,福建的根据地,以及全国的富源,并不是安分守己的做一个富家翁享享福就算了事。他是要叫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做亡国奴——做他的奴隶。做奴隶当然是不会舒服的,除了为他种田做工之外还得为他当兵,做他进攻别人的肉炮弹。只须大众觉悟起来,不愿做亡国奴,与其拿生命来做敌人的肉炮弹,不如拿生命来争取整个民族的自由平等,我们的国难就必须的解决了。但是中国的大众受了小众的压迫剥削,从来没有时间、金钱、机会去把自己和民族的问题彻底的想通。加上了几千年的麻醉作用,他们遇到灾难,会武断的说是命该如此。我们要一种正确的教育来引导大众去冲破命定的迷信,揭开麻醉的面具,找出灾难的线索,感觉本身力量的伟大,以粉碎敌人之侵略阴谋,把一个垂危的祖国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乐土。

 

   
“新大众”是教大众自新,钻进大众的队伍里去跟大众学而后教大众自新。大众本来是可以明白“大众之德”,但为天命之说和别的迷信所麻醉,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新大学之任务是要教大众在真理的大海里洗个澡,天天洗,一世洗到老,使得自己的头脑常常是清清楚楚的,认识痛苦之来源和克服痛苦之路线。

 

    教人聋;

中国的敌人是谁?中国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军阀。日本的军阀推行他们的大陆政策,他们说,满洲定华北就定,华北定支那就定,支那定亚洲就定,亚洲定世界就大同。所以日本由沈阳而热河,而上海,而冀东,而福建,而汕头。九一八之后,中国土地在日本势力范围内的等于二十个江苏——这里有福建的同胞,何不算算看,究竟等于几个广东呢?中国究竟有多少个福建,多少个广东可供日本吞食?吞完了,我们要变成什么东西?吞完了,我们就要变成大家不肯变、不愿变的东西——亡国奴。所以,凡是不肯变不愿变的就该努力。

   
(一)每一个方言的新文字方案成立后,我们首先要根据这方案编辑最廉价的课文、指导书。

 

    讨论到这里,我正想休息一会儿,忽然又来了一个大炮:

照上面所报告的看,无论老、少、男、女,凡是不愿做亡国妈的,都要起来了!

“你们所说的,我大致满意,有几条似应该归并,恐怕也还有遗漏,这个整理的工作,以后再干。今天我们至少对于‘什么是前进’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系统的了解了。我却有两点意见贡献。比如,反帝这个口号在一年前是无论哪一个前进的人都认为无可怀疑。但最近这几个月来,情形是大变了。我们觉得危害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战线缩短。所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是成了当前最前进的口号。这口号是与把握现实一条更为符合了。其次,单单行动两个字不限定是前进。开倒车也是行动,反动也是行动。因此,我们是需要修改一下,有真理指导的行动才是前进。我高兴得很,自从经过这次讨论之后,我对于这个问题是更加明了了。我很感激诸位同学的指教。”

十二月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地方,是将全国国民,一齐唤醒。中国人民的觉悟,是二百余学生的血换来的。

    这真是别有天地非人间。我们的有意义的讨论就这样的开幕了。

 

 
该即知即传,不肯教人的人不配受教育。从前写文章的人,是写得愈深愈觉得得意。现在呢,连白话文都得解放成大众文,使得大众易于了解。这的确对于传播文化是有很大的作用。觉悟的知识分子都得把自己的作风解放出来使得大众易懂。第三点,要不得的是教而不做,学而不做。我们要在行动上来推进大众文化。我们要从静的方法解放出来,使大众加入真理的行动以追求行动的真理。

东北失陷后,东北的同胞究竟过的什么生活?东北的农人、学生、工人究竟过的什么生活?诸位也许完全知道,也许完全不知道,现在报告一下:

    (一)改个名字 
名字要符合大众语。歌咏的咏字不很通俗。我提议把它改为大众唱歌团。

①本篇原载1936年7月31日香港《生活日报》,系7月16日下午陶行知应邀在新加坡青年励志社的演讲。主持者为义安会馆潘醒农,黄虹笔记。7月17日《南洋商报》曾发消息云:“听者约300余人,后来者未能占得一席,然皆环立远听,全无倦容。陶先生演讲精彩处,辄闻掌声四起,其得听众同情,足见一斑。”

 

新中国与新教育

    第二,讲真话 
让真理赤裸裸的出来和大众见面。不要给他穿上天使的衣服,也不要给他戴上魔鬼的假面具。你不可以为着饭碗、为着美人、为着生命,而把“真理”监禁起来或者把他枪毙掉。教师只能说真话。说假话便是骗子,怎么能做教师呢?

新教育和老教育不同之点,是老教育坐而听,不能起而行,新教育却是有行动的。譬如抗日救国,须有行动,可是,行动又不能错误,所以要有理论。“抗日救国”是目标,“联合战线”是步骤,新中国将从行动中生出来!

    废纸有谁要,

这一天,军队在城门布置的防线共有四道:第一道防线,警察手里拿着木棍子;第二道防线是水龙;第三道防线是刺刀;第四道防线是机关枪。中国军队布置四道防线,不是抵抗侵略中国的敌人,却是抵抗举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学生。

    1.国难教育之目标

联合什么呢?第一要联合中国目前的四大力量。四大力量联合,才可以抗日。第一要联合是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二百万军队;第二是西南的兵力;第三是中国的红军;第四是老百姓——无论任何力量,撇开老百姓就不能抗日救国。

如果能合上面所说的五种条件,这种画报必可成为普及教育的一种最重要的工具。大众得了它必是如同大旱得了大雨一样的快乐。我是天天望着这样有意义的画报出现啊!

第二、我们应该即知即传。我们今日所知的事,今日即传给别人,我传你,你传他,大家教来教去。同样,学生今日学的,今晚就可教给别人,一人可教十人八人,多至三四十人,少至一人二人。如果你不肯教人,我也就不必教你。中华民族小小的这一点事,你都不肯帮忙,我教了你,将来大了,也是一个败类,实在无须教你。

    1.文字大众化。

十二月十八日,学生运动的风气传到天津,日兵用刺刀挑学生,学生怒极了,签名组成敢死队的一百人。有些原来不愿加入敢死队的,看到那一百人冲去了,在后头叫着:“不要跑,我们也要来!”于是,这里八百,那里三百,不到一刻,凑了四千,打算冲到日本租界去拼命。日租界当局知道了,铁门一拉,布了铁丝网,通了电流,教学生队伍冲不过去。学生在铁门前大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勇气的快出来!”叫了好久,终于没有人敢出来,所以,这一天无人流血。

    “反个人主义是前进。”

[注释]

    一面动笔写,

葡京娱乐手机版新蒲京在线赌博,譬如坐船,没有风浪,没有变故,我们就可起来辨论,起来谈天。好像我是倡用新文字的,你是反对新文字、保守旧文字的。我说新文字很好,你说新文字不好,旧文字更好。我说旧文字好像裹脚布,裹脚布把脚缠,缠,缠,缠得你的脚变成三寸金莲,旧文字把头缠,缠,缠,缠得你的头变成三寸金头。你说,新文字看来,一串那么长,长得非常难看,吃下肚子不消化。于是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大家打了起来。如果这时船着了火,那么大家就该罢手,联合起来救火。火救完了,大家没有事了,或者你爱惜旧文字的人已经在抽大烟了,我这时候,没有事做,那么,我当然可以问你说:“喂,你说新文字不好,究竟还有什么不好?”你当然也可同样的问我。又如船到中途,遇了强盗,那我们自然也需抗了强盗再来说话。

十一  大众画报

联合要谈到开门主义,开门就是不要任何一党一派包办抗日。要大家联合战线,一齐抗日。然倡言联合的人,又不能成为联合战线派,同时指人家为非联合战线派、妥协派、改良派。如果这样,那就犯大错误,那简直是关上了门,教人家进不来了。开门又不是开我家的门,是开战场之门。战场之门一开,凡是能为中华民族战斗之士,都可进来。开门又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开门,给我们进国民党或共产党去。如果那样,那就大家都窘,大家都不好受。开门,是开战斗之门,对日抗战。

   
“有些人从前是前进的,过不得多少时候就会落伍到几千里外去。这是什么道理?最明显的是五四时代所谓前进分子,到如今多数是反动颓废得太厉害,我们眼面前也有些人是如此。有什么法子可以叫我们继续不断的前进?”

中国的出路

   
中国的思想符号主要的是汉字。读书人要花一两千块钱,学它十年二十年,才可以读点古书,平常的人花它百把块钱一两年只是一撇一直的像稻草一样吃到肚里去不能消化,俗语叫做不通,读书没有读通。这难写难认的汉字只好留给那少数有钱有闲的少爷小姐去学,无钱无闲的大众和苦孩子必得另找出路。这出路就是近年提倡的易写易认的新文字,大众只须一个月每天费一小时就会写新文字的信,看新文字的报,读新文字的书,那是多么便利啊!大众文字的解放是大众文化的解放的钥匙。

民族解放运动

    (四)选歌标准 
大众唱歌团所选的歌是要有标准。一要意识前进;二要歌谱有精神;三要歌词不违背大众语。香港民众歌咏团所选的歌曲里就有一两首用文言歌的,大众唱 
着调子而不懂得里面的意思,效用是未免要减少些。

第四、用汉字写文章,要写得人家听得懂。最好请教四位先生,这四位先生也是不要花钱的:

    “行动是前进;空谈是落伍。”

人身好比国家,白血球好比军队。白血球杀灭病菌,碰到就杀,否则被杀。只有杀敌或被杀的两条路。无论是来虎烈拉⑤病,或是重伤风病,他都不能停一下,说声:“虎烈拉先生,或是重伤风先生,请你等一回,让我来预备一下。”如果白血球是这样的畏惧、妥协,那我今日就不会在这里说话,老早进了棺材了。军队也是这样,敌人一来,就要全体总动员,出来抵抗。能够这样,请问谁还敢来侵略呢?可见要保国唯有抵抗。可是,单靠一个人的抵抗不够。靠前进的青年么?请问有多少前进的青年?所以靠前进青年抵抗也还是不够;就是靠一党一派来抵抗也还是不够,如果由一党包办抵抗,另一党就不服。如此一来,一党力量原已单薄,如果还要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压制敌党,自然不足以抗强寇了。并且如果这一党包办抗敌,那一党就要观望,有时不只观望,说不定还要抽他一腿。所以一党包办抗日,实在不当。如果由一党包办抗日,到后来一定弄到我打你,你打我,自己打自己,给旁边的老虎吞去。如果老虎真的有了这一个机会,那他今日有得吃,明日有得吃,后日又有得吃,实在感激不尽。不过,我们能让老虎把自己吞去吗?所以我们不救国则已,如要救国,就该联合起来。联合不是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志同道合的人,他本来已经是合的,还须联么?所谓联合,是联合各党各派的人,各党各派的人如果以前是打架的,现在就该停手,把旧帐搁在一边,以后再算,大家马上妥协携手!一齐来打共同的敌人。

    2.即知即传 
得到真理的人便负有传授真理的义务。不肯教人的人不配受教育。前进的知识分子当然是负着推动大众教育的使命。但是经过很短的时间,前进的大众和前进的小孩都同样的可以做起先生来,我们可以说大家都是学生,都是同学,都是不收学费的先生。在传递先生和小先生的手里,知识私有是被粉碎了,真理为公是成了我们共同的信条。

举行民族解放的学生,到了第一道防线,警察举起木棍子向前要打,大家叫口号,说:“中国人应该救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警察手里的木棍子不动了,变成棉花了。到了第二道防线,因为水龙喳喳的冲,并且又冲得远,口号的声浪不能激动军警的天良,所以冲锋的尽冲锋,冲水的尽冲水,在天冰地冻的十二月,学生们都被冲得几乎变成冰人,跌的跌,挤的挤,一直到第三道防线。第三道防线因为是刺刀,所以流血的二百余人。

    一面用嘴哼。

    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

   
根据上海话新文字方案实验结果,平常人每天费一小时只须半个月功夫,即可写新文字的信,看新文字的报,读新文字的书。聪明些的人两个星期就行;笨一点的人,只须一个月,成绩也不错了。每人所花的,只要三分钱。义务教育培养一个小孩每年平均要花八块九毛钱。民众教育培养一个成人要花一块八毛钱。上海一带运用小先生教汉字每人也要花三毛钱;三万万人的普及最粗浅的初步汉字教育至少就得九千万元。去年教育部筹款办义务教育,努尽了力只筹得三百多万,相差是太大了。倘若推行新文字,每人三分钱,连黄包车夫也出得起。所以就时间金钱两方面来看,新文字是普及大众教育的最经济的文字工具。

  据同年7月16日《总汇新报》报道,7月15日下午陶往怡和轩俱乐部晤陈嘉庚,商谈有关中央与西南军政大局。陶谓:“国内民众向来都很重视华侨公意,希望此间华侨运用方法,极力电阻双方发生内战。”

    “我们又不是蚂蚁,怎么去找?”

联合战线,就是这么说,大的敌人在前,小的冤仇应搁起,否则,大家都要做成亡国奴,不好过。我死不怕,怕做亡国奴。我们要明白,我们如果做了亡国奴,不只我们要做,世世代代,连我们的子孙小孩,都要做小亡国奴。

   
“他会,他会变成一个十七八岁的老翁。她会,她会变成一个十七八岁的老太婆。”

四、是小孩子――还是一样,读给他听,从中改好。

    “追求真理是前进;固执成见是落伍。”

  ②支那 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地人称中国为China的译音。近代日本等国也有人这样称呼中国。

   
看了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对于大众的耳朵纠正我们写文章的力量是无可怀疑了。

东北的工人,有个朋友写信说:抚顺的矿工是全国最强壮的,差不多全中国军队没有一支比他强壮。可是,每人最多活四年,因为死的死得快,伤的更伤得快。同时佣主希望他死,不希望他伤,死的固然要发抚恤金,可是工人都是山东人,路途这样远,谁的家属知道他死,知道领抚恤金。伤的呢,今天打针要钱,明日开刀又要钱,谁愿意付出这些钱?于是,凡是伤的,抬到了医院,让他摆下,血流光了,也就自己会死,什么都不要了。不说抚顺的矿工,且说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生活,十二月运动之后,大家才知道得详细,简直是地狱的生活。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二人不能说话。现在各处实行强迫教育,日本纱厂是不许的,甚至连一本《平民千字课》都不可以有,有就开除;如果有一本《大众生活》,那不得了,那就要打,打了一顿,通知工部局,教他入狱去。上海工厂工作时间,大家是十二小时,日本纱厂的是十三小时,每礼拜还有一天是十八小时的。我们记得上海日本纱厂有个工人叫梅世钧的,给日本佣主打死的原因是这样:梅世钧曾做过十九路军的士兵,照了一张武装相片,放在衣袋里做纪念,并且时常要拿出来看,给日本雇主看到了,说他是捣乱分子,给他一个巴掌。梅世钧本来晓得拳术的,见他来了一掌,接了这掌,回过一拳,那日本人倒地了。另外一个日本人见了,给他一腿,梅世钧接了这腿,回过一拳,那日本人又照样倒地了。那两个日本人倒在地上,吹叫子,叫子一吹,来了五六个人,将梅世钧痛击一回。打完了,摔在门外,过了三四日,也就死了。这是九一八以后,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生活。

   
识字运动展开了,普及教育的呼声是得到全国的响应了,读完《千字课》的成人儿童是一天比一天多了,“我们再读什么?”“我们有什么报可以看?”这是大众时常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答复,因为几家大书局里都出了高级民众用读本及民众用丛书,尽可选择介绍;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把我们难倒了,有什么报可以给粗识字义的大众看?大报写的是文言,又无标点符号,依大众看来,真是漆黑一团,除了知识分子及中等以上的商人谁也不懂。小报、周刊、半月刊多数是用白话文写,也有标点符号,但因西化浯法太多,大众也不能看得十分明白。画报是有资格受大众欢迎的,但是有些画报,编排复杂,说明难寻,有时也是文绉绉的,使得大众只是看画而不知道画中的意义,并且价钱太贵,一般大众决不能把两天的饭钱省下来买一份画报看。大家要看报,而中国现在是没有一个报能给大众看得懂。因此我想向作家及出版界提出一个建议:

第三、要有新文字。新文字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大家都要抗日救国,枪杆对外,大家携手、妥协,等到共同的敌人打完了再说。

   
(三)为着要使学过新文字的人继续学习起见,我们要出版:高级课本、报纸、杂志、小说、诗歌、各科小丛书、新文字连环画、新文字字典、北方话与其他方言对照读物。

学学文字只要三四分钱,时间不过个把月,学会了,就可以看新文字印成的报。现在广东话的、客家话、福建话的新文字都已出世,很便当了。文字写出来要可以听得懂,愿意听。不过学新文字,汉字也不能丢掉。(所谓新文字即最近风行海内之罗马字母拼音字)。

(二)用大众语写,要趣味胜过正经;

这些先生,有时可以把我们的文章改得非常的好,好得自己想不到的好。记得有一回,南京小先生们成立一所“自动学校”,这名目已经来得可喜,所以我寄一首诗去送他们,道:

    不能随便分。

农人本来是乡愚,可是,现在却自己成立救国会。华北各地,无不如此。在天津,土肥原可用两毛钱收买一个汉奸,教他穿起“要求自治”的衣服;可是,在乡下却不行,卖劣货的也要赶、打,不让进来。

    (六)追求歌调的意义 
在小组练习的时候,每首歌的意思都要讨论清楚。这种讨论会自然的联系到时事的讨论,并引起人家去看前进杂志报章之兴趣。

⑥星加坡 今译新加坡。

 

    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其次就是工歌。工歌也是战歌的一种。它是与自然界和剥削者战斗之呼声。武装的工歌当然是有它的伟大,也当然是大众欢喜吃的家常便饭。

 

    “自我批判,追求真理。”

上海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现年六十三岁,是个老少年。今年“一二八”和我一齐去祭“一二八”死难的无名英雄,走了三四十里,他一点都不觉到疲乏。今年五月三十日,看到一张照片,两个人在前头走,细看时,前有须的那一个就是沈先生,原来他又领着青年们祭烈士墓去了。沈先生自己做了一首诗,是问答体的。问的是:“我问你,你这六十三岁的老人,你终日奔跑,你恐怕被包括在白色汉奸或红色汉奸的里头了!”答的是:“不,因为我是中国人。”第二句还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第三句还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四)根据新文字方案创制新文字速写并创制新文字打字机。

三、是人力车夫――也是一样,读给他听,不懂改到懂。

   
大众的歌曲是大众的心灵的呼声。它是用深刻的节奏喊出大众最迫切之内心的要求。少数天才之创作必定是符合了这个条件,才为大众所欢迎而成为大众的音乐和大众的诗歌。大众的歌曲是要唱出大众的心中事,从大众的心里唱出来再唱进大众的心里去。它来,是从大众的心里来;它去,是到大众的心里去。

现在所要说的是新中国与新教育。我们先说新中国的敌人和日本的大陆政策,再说民族解放运动,然后说中国的出路。中国如果没有出路,新中国就新不来。新教育就是以新中国为目标的教育。现在依着这四个要点向诸位说说。

   
“药方不能担保你们不生病。你们要依着药方去配药来打预防针,才不会害病,就是病了,也不致把老命送掉。这种预防针是像种牛痘一样,隔一些时候就要打一次才能保险的。”

有人说主义不同,联合不来。其实不然。以前法国反苏联,现时苏法对德国有共同的戒心,就携手了。所以,无大敌在前,要他联合,恐不容易;大敌在前,要他联合,即有可能。有可能而偏咬定说不可能,那就混帐!

    仿佛在晓庄。

    4.国难教育之非常课程

    4.工具的解放

    坐在古碑上,

第五,教你的学生做先生 
你跟学生学,是教学生做你的先生。如果停止在这里,结果怕要弄到师生合做守知奴,于大众毫无关系。你必得进一步教你的学生去教别人。你必须教你的学生把真理公开给大众。你得教你的学生拿着真理的火把指点大众前进。

    “前进的青年就不会害病吗?”

    创造新规矩;

   
那末,新大学就不要校舍吗?要是要的,没有也无妨。茅草棚虽小,足够办大学。

    3.它是联系的 
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应该注重三种联系。一是内容的联系。一切科目活动都以解决国难为中心而取得联系。二是组织的联系。各界各团体都以救亡工作为中心而取得联系。三是历史的联系。把现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历史的教训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样整个的中华民国是成了我们的伟大的大学校。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所拟之战时教育工作计划,很详细具体,但是单以学校为组织之中心是不够的。至于有些人想把国难教育像只小鸟儿关在课堂的小笼里,那更是自欺欺人了。

 

    老妈高兴听,

   
甲、前进的大众。乙、前进的小孩。丙、前进的学生。丁、前进的教师。戊、前进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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